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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两国交往和俄罗斯汉学研究都具有较长的历史,受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及其汉学研究既受到直接来自中国的信息的影响,也受到西欧国家汉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兼顾东方与西方,具有自身的特色。

　　俄国早期对华印象浮于表面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中俄两国官方之间的最早接触始于1619年。俄国从17世纪初期开始关注北亚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状况,沙皇和西伯利亚总督曾多次派遣使节赴蒙古各部加强了解,同时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据俄罗斯有关文献记载,1618年俄国使节彼特林曾率领使团从俄罗斯城市托木斯克出发,途经蒙古抵达北京。虽然该使团由于礼仪问题未能得到明朝皇帝的接见,但是为了撰写给沙皇的报告,彼特林认真记录了使团沿途所经之处的地理状况以及抵达北京之后的见闻。他笔下的中国城市都非常华丽,行业兴旺,货物一应俱全。彼特林在报告中表示,北京城“非常大,洁白如雪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需四天。在四个城脚和城墙中央都筑有又高又白,并刷有各种颜色的城楼。” 而中国人“不论男女都很整洁。……但是中国人胆子很小”。这是俄国官方人员进入中国境内后对中国人的直接印象。

　　到了1654年,为考察中俄双边贸易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俄国派遣巴伊科夫使团出使中国。虽然该使团仍然未能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但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比彼特林的报告更详尽。其中记录了 “中国京城汗八里有大量天鹅绒、绸缎、波纹绸、宝石、珍珠和白银”,“在汗八里和其他城镇都有各种瓜果蔬菜:苹果、梨、李子、香瓜、西瓜、葡萄、黄瓜以及希腊坚果和俄国坚果,蜂蜜、蜂蜡和糖也很充足,此外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汗八里为元代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别称),“在中国京城,有来自许多国家的人:法国人、利沃尼亚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中国京城的男女居民都很健壮干净。但汉族妇女缠足,脚小得和孩子的一样。她们穿着本族形式的短袄。她们的头发梳得像日尔曼人。”巴伊科夫的报告把北京描绘为一个繁盛而开放的大都市,让俄国人对中国更加好奇和向往。但是与彼特林一样,他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

　　为扩大中俄贸易,加强对中国的了解,1675年俄国政府派遣由斯帕法里率领的使团前往中国。如其前辈一样,斯帕法里对沿途及中国的各种情况做了记录,回国后呈报了从俄国西西伯利亚地区城市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境的旅途日记、出使报告和《中国及其省市所在之天下第一洲亚洲志》一书。斯帕法里的记录不仅文笔优美,而且与之前其他俄国人对中国的记录相比信息量大大增加,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及其省市所在之天下第一洲亚洲志》一书内容包括中国疆界、宗教、山川河流、社会风俗、行政区划以及周边国家的情况,记述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各地的地理状况,以及通向中国的各条陆路通道。它不仅是一本描绘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的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而且包含对中国的初步综合研究。但斯帕法里还不能理解中国皇帝御座上“龙”的意义,以为御座“上面刻有各种枝叶、花卉和蟒”。他虽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接见,但是坚持不跪拜并且不能理解和接受中国的礼仪,认为“这个国家很野蛮,自古以来一直坚持自己的礼仪制度”。

　　除了官方使团还有俄国商队踏入过中国的大门,无论是商队还是使团,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中国国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不能为他们接受的礼仪,至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是怎样的,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来华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与传说中富庶的中国进行贸易。之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打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渠道,也为两国政府直接对话奠定了基础。1715年之后,彼得大帝派出了第一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俄国人从此开始长期居住,观察、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