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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的自拍，1912年
如今，入狱照仍然是被广泛使用的（成对）图像，也是工具性的照片，它继续鼓励人们进行观察，邀请公众进行自我规训。入狱照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规训性的观察方式必须通过学习来掌握；它们经过了精心制作、标准化、实践和传授的一系列流程。
阿方斯·贝蒂荣的工作流程
入 狱 照 简 史
文 | Shawn Michelle Smith
译 | 张曼宁
校 | Nico
摄影与治安有着长期联系。在摄影技术发明不久后的1839年，它就开始被用来实现识别和监视的双重目的。当时，巴黎警察运用摄影术来查明连环犯罪者，也让更多人增加了对审查技术的了解。
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警方就开始拍摄被捕的男女，并把他们的照片陈设出来以供公众观看。早期的火棉胶玻璃湿版摄影（Ambrotype）和火棉胶金属湿版摄影（Tintype）拍摄的犯人照片带着明度不一的灰调，并被用黄铜相框装裱起来；有时候，照片上人的脸颊还会被染成粉红色。19世纪后期，由于产出纸质照片变得简单而廉价，这种入狱照被欧洲和美国的警方广泛使用。
轮船小偷约翰·里根（John Regan），约1851—1859年
但是，并非在摄影术刚出现的时候入狱照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它必然区别于日常肖像，并适应警方的需求。在19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法国司法鉴定处处长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发明了入狱照——一对聚焦在头部的写真——一张被摄者面向镜头，另一张则面向侧面。贝蒂荣称赞这张照片是不可或缺的视觉记录，但他也认为该照片不足以完成身份识别任务。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周密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来辅助入狱照的拍摄——他把这称为portrait parlé，也就是“会说话的照片”。它涉及九项物理测量，包括臂展的宽度，头的直径，脚的长度，甚至耳朵的大小。该系统表明，图像作为记录方式能力有限，尚需文字、话语和制度上的支持。这种测量方法被称为Bertillonage，它有些自相矛盾，同时凸显出了入狱照的优势与照片识别技术的缺陷。
贝蒂荣的入狱照拍摄流程
在portrait parlé卡片上，文字围绕在照片的周围。详尽的测量记录补充了包括瞳色与发色在内的对于被捕者面部的文字描述。卡片正面文字和照片比重相当，背面则完全用于书面描写，并留有记录被捕者身体上的疤痕或显著标记、姓名、地址、家属和职业的空间。贝蒂荣设计portrait parlé的目的在于捕捉以不同化名伪装自己的罪犯。他认为，尽管惯犯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但只要他的身体测量值与记录在案的某个罪犯相匹配，便难逃法网。
Bertillonage在美国被广泛采用，纽约市警署在1908年前后拍摄的一系列照片证明了它的风靡。在这个系列中，两名白人男子被摄影师的闪光灯照射，在照相机前演示了Bertillonage这套方法，也展示了每一项测量是如何完成的。其中一个男人蓄着浓密的胡须，梳着短发大背头，扮演记录人员。他戴着领结，严谨地卷起衬衫袖子，以便完成手头工作。另一位更年轻、更瘦小的男子则扮演被捕者。
纽约警署正在演练贝蒂荣的方法，约1908年
这个系列里有一张照片非常引人注目，扮演被捕对象的那个人双眼直直盯着相机，而扮演测量员的男人则用身体紧贴着他，手臂平举，以测量被捕者的臂展长度。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姿势；此项测量要求警官将自己的身体紧贴被调查者。
如此具有表演意味的造型不仅展现了被捕者接受调查的方式，也暗示了很大程度上他们必须选择服从。其他照片也再现出那些拒绝接受入狱照拍摄的人是如何被多名警官用武力降服、最终服从拍摄工作的，看来，并非所有被捕者都同意这样的数据采集方式。
贝蒂荣拍摄的罪犯
Bertillonage作为一种工具，集对人身体的观察，测量和记录于一身。随着这项技术的蓬勃发展，美国警方也为大众呈现了一套观看方式 :流氓画廊（Rogues’Gallery）。入狱照被警方以娱乐大众的名义展出，期望可以带来公众内部的彼此审视与纠察。“流氓画廊”的“姊妹篇”则以印刷形式发行：1886年，纽约市警察局首席侦探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yrnes）在他的《美国职业犯罪分子》（Professional Criminals of America）一书中刊登了204张违法犯罪者的照片。
《美国职业犯罪分子》，封面
在书中，伯恩斯没有完全遵守Bertillonage对形式的苛刻要求，而是展示了每个被捕者带编号的个人照片、 关于他/她曾用化名的注释、 特征描述以及对其过去犯罪行为的详细列举。
例如，编号为115的艾伦·克莱格（Ellen Clegg），化名艾伦·李（Ellen Lee），也曾以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玛丽·格雷（Mary Gray），和玛丽·莱安（Mary Lane）等名字活动，她被标记为商店小偷、扒手和“开手袋的人”。
《美国职业犯罪分子》，内页
克莱格的照片被形容为“在1876年拍得相当不错的一张，”画面上她穿着上街的大衣和精美的帽子，身体微微侧转背离镜头。根据伯恩斯的说法，她体重145磅，五英尺五英寸高，有棕色的头发和眼睛，肤色较白，耳朵很大。侦探把她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和专业的小偷”，她的照片为全国各地的“流氓画廊”增光添彩。
在对扒手的一般性讨论中，伯恩斯指出，他们的举止和穿着并不稀奇，不会在公共场所引起人们的注意；克莱格的照片证实了这一说法。《美国职业犯罪分子》巧妙地引导读者研究书中所记录的、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面孔，鼓励读者留意和发现那些臭名昭著的惯犯。
《美国职业犯罪分子》中的罪犯“大头照”
伯恩斯《美国职业犯罪分子》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便是只选择白种人作为拍摄对象。照片旁的文字叙述从未将任何男性和女性认定为“有色人种”，尽管这种情况事实存在。相反，文本描述了白种人内部的族群区分，包括爱尔兰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的肤色分别被描述为“潮红”“蜡黄”“红润”和“浅棕色”，肤色“深”的人几乎和肤色“浅”的人一样多，但都被认为是不同色调的白色。鉴于今天美国关押的囚犯中有色人种占绝大多数，人们该如何理解伯恩斯1886年著作拍摄对象全部选用白种人的用意？
正如西蒙娜·布朗（Simone Browne）在《暗物质：对黑的监视》（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2015年）一书中所说，从奴隶制开始，黑人一直是被监视的对象，被视作字面与隐喻上双重意义的财产。他们惯常受到严格的审查，而白人却免于在公众面前被迫展示自己；监视是种族化的视觉现象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伯恩斯书中的“流氓画廊”里有色人种的不在场，其实表明了读者并不需要学习如何“阅读”这群人的身体——有色人种既已收到种族主义的监视与审查。书中对白人主题的刻画表明读者必须接受培训和指导才能将白种人视为罪犯，解析其种族自身。
《美国职业犯罪分子》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盛行的“色彩斑斓的白色”概念变得容易把握。历史学家马修·弗莱·雅各布森（Matthew Frye Jacobson）曾讨论过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本土主义者为了应对欧洲移民的增加，试图根据1790年的入籍法，对作为判定公民法律身份的“自由白人”概念的定义进行限制。他们通过描绘一个新的“白色人种”内部的等级体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伯恩斯在书中引导读者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那些日益可疑的“其他”白人族群区分开来。
芝加哥警署的入狱照，1936年
如今，入狱照仍然是被广泛使用的（成对）图像，也是工具性的照片，它继续鼓励人们进行观察，邀请公众进行自我规训。入狱照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规训性的观察方式必须通过学习来掌握；它们经过了精心制作、标准化、实践和传授的一系列流程。这些图像，以及它们呈现对象的方式不存在任何透明性，同样，尽管历史悠久，这种看待对象的观点很可能会受到挑战，从而催生出新的观察与表达被监禁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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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入狱照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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