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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原题为《风险“耳目”：疫情中的媒体角色 》。

澎湃新闻记者孙湛在武汉报道中。

媒体是人类社会的雷达系统，是应对各类风险不可或缺的感应机制。当社会遭遇风险，媒体有“先知先觉”的义务，并将风险及时、真实地告知于公众。媒体从业者把告知的义务和能力作为职业定位的方向，并以此检验媒体功能的尺度。
事实不一定就是真相
化解风险的前提：客观、真实地认知风险事实。媒体通过新闻这一职业化形态，向公众告知风险的即时、真实状态。但是，媒体提供的风险事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性之真，而是经验性的事实真确，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强调现场感和在场感，强调记者或目击者耳闻目睹的亲历经验，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常规，把真实性确定在社会共享经验和认知习惯中。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相。衡量记者报道内容可信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考察了信源，而不是出于其自身目的而引用信源。眼见不一定为实，看见并不等于明白，即便记者在现场看到了事实，所见的事实也不一定是真相。区别事实与真相需要知道如何衡量不同事实的价值，要知道如何检验和评估证据。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用专业化的规范和职业经验，对事实进行核实。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提炼的新闻十大基本原则，放在第一位的是真实性原则，其中还有一大原则：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这条原则也跟真实性原则密切关联。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工作和娱乐、宣传、小说、艺术区分开来。娱乐——及其近亲“娱信（infortainment）”——专注于如何尽力使人快乐轻松。宣传通过选择或制造事实，实现其真正目标：说服和操纵，小说通过虚构情节，表达作者对于所谓真实的个人化的印象。唯独新闻关注的是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描述。新闻工作者不遵守标准的规则，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一套通常是相当个人化的方法检验和提供信息——他或她个人用于自我约束的核实行为。比如，寻找多个目击证人，交叉验证，尽可能多地暴露信源身份、询问多方意见等都是通过核实进行自我约束的工具。这些方法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特殊性。还有的方法可能相对制度化，如《纽约客》设立了事实核实部门。事实核实作为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硬核”要求，是守护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刚性约束。
媒体从业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对事实真相的正确认知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条件约束。来自内部的约束包括从业者自身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外部压力包括：截稿日期、把关人以及压力集团等。这些给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包括风险认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信号，要知道什么是确切消息，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信息不确定。即便对有明确信源的消息，也不能照单全收，信以为真。有的信源出来的信息，是带有动机的，带有选择性的，甚至是谎言。新闻从业者的任务就要通过专业化努力，核实其真实性。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接受这些机构组织信源时，有警觉，有鉴别，不能来者不拒，要注重核实。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媒介与风险的交互效应更加显豁，媒体在风险应对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媒体技术发展、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风险的认知与化解；另一方面，媒体的不当表现无助于社会风险的解决，甚至加剧原有风险，或带来新的风险。由于技术或媒体惯性所引起的偏差，媒体会存在夸大或者缩小风险的偏向。在风险感知上，特别对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风险的感知，并没有“先知先觉”，及早预警。比如，对艾滋病的反应就很迟钝。1970年代末，美国医生不断发现患有严重免疫缺陷的病人。最先报告的病例几乎都是同性恋者。1980年，美国首个确定病例死亡。1982年8月2日，美国知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丹·拉瑟在《CBS晚间新闻》报道艾滋病，并说这是鲜为人知的疾病。此后三年，公共媒体鲜有报道。只到1985年10月2日，美国影星洛克·哈德森死于艾滋病的消息见诸媒体，大家才首次意识到问题大了。此时，艾滋病已在美国流行5年，约2万人已经或即将死去，无症状感染者不计其数。艾滋病在美国失控，原因有多个：联邦政府不肯划拨足够的经费；公共卫生当局拒绝采取必要措施；媒体对同性恋问题讳莫如深；科学家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同性恋团体把艾滋病当作政治筹码等待。其中，媒体的失聪失明是关键原因。
在媒体生产机制的作用之下，媒体对于风险，我们总是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比如说空难或感染克雅氏病，同时也会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例如车祸或夜间从胡同里抄近路（迈可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风险问题和危机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Vincent Covello和Peter M. Sandman等认为，记者在报道风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特别倾向于报道使人卷入非常态的、戏剧性的、引发争论的、负面的和耸人听闻等情境的新闻。很多媒介关于风险的报道存在明显的（实质上的、重大的）省略，或提供了过于简化、曲解的、不准确的信息。同时，记者们常常不具备科学的和技术的背景和专业，致使难以评估有关风险争论的不同意见和复杂信息。其结果是，他们的报道可能包含着对事实的无意为之的扭曲，或者有意的误导，甚至是低级错误（Vincent Covello and Peter M. Sandman：Risk communication: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nthony Wolbarst （ed.），Solutions to an Environment in Peri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164–178）媒体的商业压力也可能影响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议题选择。M. Breakwell等人的研究认为，媒体的商业压力促进了对恐慌题材的报道，他们企图提供“曝料”，从而忽视了报道“真实的科学”；调查的缺失导致对易得的和预先简化的新闻的追求；不同的媒体目标会有不同的报道优先秩序；压力群体控制着媒体；利用争议和不确定性，吸引观众的注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转引自卜玉梅：《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2期）。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时代。媒介的音量是空前巨大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杂音、噪音。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活动网络当中，处在自己的信息圈里。但当这次关涉生命安全的空前的疫情降临时，所有人都处在了共振和共情的情境当中，大家的感受注定比平时更为强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一篇文章中称，此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在极其复杂的信息场景下，仅凭既往经验是应对不了的。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心理“震感”。排除医学上两种病毒在传染性、致死率上的差异，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传播环境和17年前相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年，我们还没有进入移动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上起着主导作用。2020年，我们已经处在移动传播的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触手可及的信息接收端，可以非常轻便地把自己连接到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去，信息的易得性非常强。尽管传统主流媒体仍在进行着信息传播的工作，但周围已经出现了海量的自媒体，任何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外发布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皆媒体”。这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原先“沉默的大多数”迅速被互联网激活，催生出难以计数的舆论“散户”，到处都是信息的出口。
风险感知与风险放大

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试图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解开风险情境下公众的风险认知之谜。美国风险认知心理学家Slovic提出风险认知的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理论假设（谢晓非 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心理科学进展》 2003，11（4）：375－381）。Slovic认为，如果在一个平静的湖而上投下一块石头，我们会看到环形水波一层一层地山中心扩散开来。如果投入湖中的石头质量足够大，其形成的水波就会非常深，波及的范围也会相当广，这就是所谓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涟漪水波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取决于风险事件本身的性质，比如，其危害的程度、方式、性质等；同时，也取决于在涟漪波及的过程中，公众如何获得相关信息以及如何知觉和解释这些信息。公众由该事件的特征作出自己的解释，由此可能导致某种“放大”效应，并引起后果的过程。风险事件发生时，即释放出一系列的风险信号，个人在接受这些信号时，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个人的心理认知也不是镜子式地机械反应外来刺激，而因心理作用，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甚至产生严重的认知扭曲。Covello，Peters，Joseph等人认为，至少有15种风险认知因素对人们的风险认知产生影响。风险事件的客观情况是一回事，而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风险事件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其影响可能会远远大于事件本身。谢晓非等学者在研究SARS事件中发现，突发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其危害程度可能远远大于风险事件本身（谢晓非 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心理科学进展》 2003，11（4）：375－381）。2003年1一4月份的道路交通事故221914起，死亡32387人；其中，水上交通事故214起，死亡和失踪134人；铁路路外伤亡事故4041起，死亡2868人。然而，从2001年11月在广州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到2003年6月历时两年多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确诊病例为8461例，死亡人数为804例；北京的情况是确诊病例2521，死亡人数191。在北京疫情的高峰期，公众对SARS的恐慌并非源于实际的发病和死亡数字。
是什么造成人们那么强烈的心理恐慌呢？ 西方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有助于解释突发事件与舆论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通常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风险社会放大框架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认为“风险事件与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增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度和相关的风险行为。行为模式以及继而产生的次级的社会或经济后果，也有可能增加或减少物理风险本身。次级效应激起对制度反应和保护行动的需求，或相反（风险减弱的情况下）阻碍必要的保护行动。这样，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群体认知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反应对社区、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共同组成了一个一般现象”。Kasperson将这个现象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的概念和框架加以解释。认为，组成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征是决定风险的本质和严重性的主要因素。信息通过社会以及个体“放大站”加工。放大站一般包括:技术评估专家、风险管理机构、大众媒体、社会团体中的舆论领袖、同辈和参考群体组成的个人网络等。社会放大站通过沟通渠道（媒体、信件、电话、直接交流）制造和传输信息。每一个信息接收者都参与放大过程，成为放大站。
风险放大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和能量的传播以及社会对此的反应过程。物理的能量、信息的社会处理、制度结构以及个人/群体的反应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了社会的风险经验，从而影响到它的后果。突发事件存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以及较高的风险度，不确定性很大，会对个人的风险感知产生很大冲击，影响个人对风险的客观认知。“当个体而临突发性灾害时，会感觉受到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威胁，容易产生害怕、担忧、恐惧等负而情绪。个体在这样的情绪背景下进行风险沟通，极容易对信息的选择和认知产生偏差，个体的注意广度也会受到干扰，对性质不同的信息发生辨别错误。” （谢晓非 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心理科学进展》 2003，11（4）：375－381）。
媒体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报道对象，当它把聚光灯打到某些目标上的，会把分散公众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因此风险的效果就被空前加大了。媒体报道风险往往与“异常”相关：关乎异象的发生、规则的僭越或律例的破坏；关乎对社会制度的威胁，譬如革命（帕梅拉．休梅克、黄煜、韩纲：《媒介传播学的理论化：理论建构与发展 —— 对话帕梅拉·休梅克》，《传播与社会学刊》2020年，51期）。风险与“异常”密切关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媒体对风险的感知会特别敏感，它时常会夸大风险隐患或实际影响。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复杂性成为世界的本质性存在之时，新闻媒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诸多困扰和偏差。媒体报道的事件不一定直接影响我们，但却会左右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媒体的报道方式影响我们对幸福和安全的感觉。当我们评估自己发生疾病、意外、天灾的概率时，媒体尤其扮演重要的角色（【美】理查·伍尔曼：《资讯焦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14页，1994年）。
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由于疫情病理的未知性以及极度传染性，造成疫情风险的天量级传播。天花、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艾滋病这四种病毒的杀伤力远比新冠病毒大。天花病毒导致美洲土著人几乎种族灭绝，玛雅和印加文明灭亡；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死亡五千万人（也有权威研究说，死亡人数几近1亿人）；艾滋病病毒（HIV）30多年间已致死3200多万人。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风险感知反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网络媒介造成的信息“过载”以及风险感知造成的交叉“感染”放大了人们的风险认知。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Global Infectious Hazard Preparedness）Sylvie Briand博士提出了“信息疫情（infodemic）概念。所谓“信息疫情”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Briand指出，“信息疫情”由来已久，历史上，伴随着每个传染病的爆发，“信息疫情”都会同时爆发。尤其在传染病爆发的初期，由于对新的疾病威胁很多信息未知，导致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出现。这些谣言和不实信息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伴随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爆发。Briand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得益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信息疫情”能够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21世纪的社会面临的独特挑战。因物理媒介的过度互联，人们对疫情获取的信息量激增，但对于多数人而言，没有对等的信息鉴别能力，无法证实或证伪自己关注的信息，凭借直觉捷径捕获的信息，难辨真伪，引发心理恐慌，又进一步造成新的认知偏差。
SRAS疫情中的媒体表现
SARS事件过程中，媒体的表现如何呢？在4月20日之前，媒体的表现欠佳，基本是处于集体性“失语”状态。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SARS疫情的首次报道。2月8 日－10日，当广州市内大规模传言四起的时候，主流媒体依旧保持处于沉默状态。2月10日，《羊城晚报》才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但由于报道语焉不详，不但未能使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慌。直到11日上午，广州市召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后，媒介才开始较为系统、正面地回应大规模的传言，并对SARS病毒的流行情况进行报道。SARS疫情在加速度扩散，但关于疫情的报道却严重不足，核心信息供给跟不上，就为小道消息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2月8日之后，广东地区谣言四起。诸如“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不明病毒一夜夺命”、“打个照面或者对望都会传染”等等；这类传言直接导致广州及相邻省市的市民大规模的抢购板蓝根、食醋和医药用品。广州及邻近的番禺地区还出现抢购食盐、大米、食用油以及纯净水、矿泉水的风潮。
广州之外的地区，以首都北京最为典型。北京最早报道SARS疫情的媒体是3月1日《财经》。3月12日，WHO报道了中国SARS疫情的严重性，但在“两会”期间，需要为“两会”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即便疫情在迅速恶化，媒体不能对疫情进行报道。
据周晓虹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南京五个城市中做过“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千户问卷调查调查，在423名主流媒体之外获知非典信息的公众中，其信息渠道依次为道听途说（56.7%）、电话（19.4%）、网络（14.2%）、手机短信（3.3%）和其他（6.4%）。城市间的差异表现在，北京通过“道听途说”获知信息的人最多（64.2%）；而广州通过手机短信获知的人最多（9.1%），对比而言，北京只有2.5％，南京只有1.2％。在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缺席的情况下，“道听途说”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而道听途说的信息最容易发生扭曲、变形的。
前面提到媒体的表现，实质上背后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因为，媒体作为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权力。在SARS事件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疫情信息的控制上。4月20日之间的媒体失语，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方面的基本制度使媒体很难有所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特点是：中国有关新闻的法律没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也没有为保护公SARS危机的教训表明，没有制度化的信息发布制度，只靠内部化的消化和运作，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不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不关心公共舆论空间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之间就很难形成建设性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突发性的公共问题危机，也很难真正得到适当的处理（迟福林主编：《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第37－54页）。
4月20日是SARS事件的转折点。这天，免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时，卫生部按WHO的要求，将原来的5天通报一次疫情改为每天一次；这一天卫生部公布的北京确诊病人是339人，而5天前是37人，是原先的近10倍。值得关注的是，新上任的北京市长王歧山高调面对媒体，正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之时，王岐山在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接受王志采访，其坚定的决心、干练的风格、开放的姿态，迅速赢得舆论的高度评价。4月20日以后的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证明“谣言止于公开”，恐惧止于透明。SARS事件的教训与经验都表明，信息公开，不但不会造成社会恐慌，还会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SARS事件引发的舆论风险，主要是因有效信息供给不足造成的。SARS疫情致死者有294人，但这一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暴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主因在于：人们对未知疫情的恐惧，以及身处恐惧中的人们得不到有效信息释疑解惑，道听途说的传言、谣言乘虚而入，火上浇油，引爆更大的舆论危机。从这一点上看，SARS事件在舆论应对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关键时刻，人心是脆弱的、复杂的，非理性的，易燃易爆的社会心理，容易生发燎原大火。如何在舆论风暴产生的关键时刻，把握火候，有效应对，是控制由实体性危机引发的舆论风险的关键。4月20日之前，就没有处理好之一点，致使引爆一场巨大的舆论危机。而4月20日以后的积极应对，迅即化解了危机。实践证明，信息公开与否，其效果判若云泥。
外媒“污名化”惯性
在疫情报道中，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发生变形，除了前文所及的风险放大之外，还有政治因素，因有某些政治力量的驱动，让真相扭曲，特别是在国际舆论场中，因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会影响疫情真相的及时、全面呈现。在国际舆论场话语权尚不平衡的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常遭到西方强势媒体的话语“霸凌”。
2003年5月 英国和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封面或头版大肆渲染“非典”为“中国病毒”，借机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美国《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等知名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以带着口罩的特写面孔作为封面。《经济学家》甚至用毛泽东带着口罩的大特写作为杂志封面，还配有封面文章：《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2003年5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封面赫然刺目：一张以中国国旗为背景感染非典的人肺部阴影的图片。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欧美媒体和部分港台媒体刊发了一系列报道，大肆污名化中国。《纽约时报》的《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一文，从武汉市官员的怠政引出“问题遍及整个系统”，进而推演为中国整个政治系统的溃败。该报还刊发《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政治体制深层缺陷》，污蔑说“在中国的公共利益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东西，而且其自上而下的模式会损害公共利益”。一些媒体将治理环节中的局部问题无限拔高，以偏概全，将中国治理体系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及蔓延挂起钩来，攻击中国治理体系不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并视其为疫情爆发并蔓延全球的根源，称中国僵化的行政体制与压力型的政治体制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治理危机。中国的防疫努力一直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众多国家的肯定，但部分境外舆论对中国防疫工作的评价近乎苛责。前期抨击中国政府不作为和制度性无能，后期则攻击中国防疫管控过度，侵犯人权，甚至抹黑中国向世卫组织公关。《纽约时报》在《在“鬼城”武汉，被疫情颠覆的生活》中，将阻隔传染的隔离措施污名化为医学实验，漠视中国的抗疫决心与努力——“只有在专制的中国才能想像出如此大规模的医学实验：能否通过将上千万人民以某种方式拘禁在房子里——警告他们在家呆着，并阻止他们离开城市、城镇或村庄——来阻止病毒的传播？”事实上，西方媒体罔顾事实真相，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有研究者在在了全球知名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的真相则相反：这篇由北京师范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和机构学者联合撰写的研究论文认为，在新冠病毒疫情出现在武汉后的50天里，武汉的封城措施，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采取的关闭公共场所和禁止聚集等严格的防控措施，或令全中国7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免于被感染。截至2月19日时，武汉之外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可能会达到74.4万人，但在封城和各地防控措施的联合作用下，2月19日时武汉之外的确诊人数为2.9839万。
李文亮医生逝世后，部分境外媒体抓住言论自由问题大肆炒作。BBC攻击说，“中国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只体现在信息控制和专制维稳方面”。 CNN在《中国的审查员试图控制英雄医生死后的叙述，但事与愿违》污蔑说，李文亮之死暴露中国社会契约核心的现实：如果党的稳定受到威胁，个人绝对是可以牺牲的。BBC在《武汉肺炎：“车祸现场”发布会公众愤怒中国官员管治能力低下》中称，长期以来的制度性禁止反思使得中国公民社会意识和社会文明管理方面出现倒退，公民的素质不断跌落。境外舆论攻击中国治理体系的同时，伺机灌输西方价值观与政治方案。如《纽约时报》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中毫不掩饰其政治意图，提出“何以解忧？唯待宪政民主”。可见，西方媒体在对中国疫情报道中，扮演的多是反面角色，对中国抗疫构成了极大的干扰。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中国，更是人类的。中国正面应对这场空前的劫难，不惜一切代价，与死神赛跑，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中国的卓越努力为不安全的世界注入信心。安东尼·吉登斯曾用“失控的世界”来给进入后现代的人类社会命名，他说：“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此话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后来世界的状况真的不遂人愿，被吉登斯乌鸦嘴说中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就是一个极具痛感的例证。这次飞来横灾，中国被推入“失控的世界”的震中地带，整个世界为之恐慌，但是，中国没有退却。因有中国不计代价的努力，安全和信心又如阳光穿过了厚厚的云层，让地球亮起来，暖起来。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