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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这期《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了一篇《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从武汉、重庆到合肥，广场跳舞大妈与周边居民冲突的国内新闻已经传至国际。对“广场舞”，媒体一般把它当作社会管理问题或民俗文化现象来报道，却错过其背后隐含的制度经济学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目前许多企业内部矛盾和社会管理问题都涉及到相同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跳好“广场舞”，经济学家也许能摸索出解决类似问题的系列方法。

广场舞蕴含经典经济学问题

在任何中国城市里转一圈，我们都能看到大妈们在街头空地、商业广场、住宅小区的绿地等处载歌载舞。

“广场舞”包含着三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广场舞”制造冲突的缘由之一是：大妈们的活动时间超长或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表发生重叠。换言之，大妈过度使用活动场地这一“公共资源”，活动超过了场地能够承载的能力。这是经典的“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生态学家哈定（G.J.Hardin）首先提出生态环境中“过度使用”的现象，后来被制度经济学引为经典问题。它不仅适用于分析对自然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可以用于理解商业联盟中“共享资源”恶化的现象。

冲突发生的第二个缘由是多头管理权的矛盾。广场舞的场地可能属于小区，可能归属城管，也可能是商家店铺的外围。即使在有私权的场地上活动，声音和舞蹈形式对周边居民或商户可能产生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影响，以至于要求公共权威机构来干涉。这是第二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费奥克等学者（Richard Feiock）的研究说明，当集体行动受多重辖区和治理权管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管得太多，也非管得太少，而是管理行动、辖区、治理权、责任主体被切片分割，相互之间难以协调和对应的问题。

第三个缘由是使用广场的大妈不愿意维护场地的资源价值，例如安全、清洁和方便等。跳舞的群体很多，愿意整理活动后的场地的人很少，因为没有人鼓励，没有人监督整理工作，还因为整理的成果是大家共享，自己只能部分受益，但付出的劳动却100%是自己的。结果，来跳舞的人都想最小成本、最大收益，都希望别人整理，自己享用，以至于广场的环境资源越来越糟糕。这又是一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庞斯同（W. Poundstone）详细讲解了信息不对称，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人们的自利选择，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的多个实验显示，除非游戏不断重复，除非守信的声誉有回报，游戏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占便宜，而非合作。能够让大妈合作的方法对商业合作也一定有价值。

 “广场舞”包含着三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广场舞的社会意义

一般人以为，广场舞带来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应该予以取缔。但很少人去思考大妈们群聚在一起所体现的社会和谐以及社区文化生命的活力。假如大家都躲在小屋中自娱，那将是一番怎样的社会景象呢？在《孤独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Bowling Alone）一书中，政治学家普特南（R.Putnam）早就警告，那是一个社区凋敝、社会资本枯竭的现象。大妈们都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仅希望妈妈晚年快乐，还盼望她们的活力舞蹈给社区睦邻关系增光添彩。大妈不能走，广场舞还要跳。

怎样才能“舞照跳，人人乐”？产权经济学家会开出私有化、产权明晰的药方。但以欧玲（E. Ostrom）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反对简单套用产权论，反对一个药方看百病的做法。这位2009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号召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鼓励各方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

例如，1）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动机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

2）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商家一般总想维护与周边居民的友好关系，大妈可以尊重商家对场地的私有权和最后仲裁决定权；

3）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愿意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

4）让周边大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大妈组织起来，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

“广场舞”现象的经济学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边界模糊，共享资源和公共集体行动缺乏规则。它也反映了目前社会各个场合的普遍现象。要理解这些现象和开发针对它们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去参考欧玲教授的学生、南加大邓穗欣教授的新书：《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

在中国社会治理的讨论中，国民素质问题频繁被提及。邓穗欣表明，这是个设计的挑战，但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首先，社会治理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低度的执行条件，以至于制定的规则不难执行。其次，社会规则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够符合设计目的和获得执行效果。所以，“素质”是个懒问题，就像竖直的木头入不了门，想一想，横行就顺畅了。因此，我们应该向善于创作浅显诗歌的白居易学习，和广场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

有守规则的妈妈，还愁孩子不听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