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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金耀基 活字文化

靠辩论节目《奇葩说》出圈儿的杨奇函，最近被爆网恋被骗100多万——一个每天都会问自己“你比昨天更博学了吗”的清华毕业生，居然会被一个在直播间骂脏话、以为全世界都不知道辛弃疾的女生骗得团团转。但大家对他被骗并没有报之以同情，而是觉得此事发生在他身上太过于合情合理，他此前公开对女性身材的油腻评判、以及摆明了要傍上白富美的捞男姿态，让他坐稳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称谓。
杨奇函曾公开表示择偶标准是身高减去体重必须大于70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言出自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事实也确是如此，并且在中国高校中，杨奇函这样的学子正在日趋成为主流。最近热议的高校“内卷”化，根源正是当下青年学子们不以真正求知好学为己任，而热衷于刷绩点、争资源，在保研、出国、求职等各个领域的内耗式、白热化竞争的。
大学的真正职责是什么？青年学子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金耀基曾在他所著《大学之理念》中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书中篇章，启发我们共同思考。
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观
文 | 金耀基
金耀基，浙江天台县人。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讲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人的梦魇》《从传统到现代》《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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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首先要了解大学的性格与功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个题目有较切实的理解。古典的大学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的。持这种看法而予以系统地发挥的要以牛津的纽曼枢机主教最著名。他的《大学的理念》一书允为经典之作。20 世纪以来，大学的理念已经转变并扩大了。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于1852年在都柏林所做的一系列演讲，第二部分是10篇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和论文。本书充分表现了西方高等教育中所遵循的精神原则和操作方法，对于正在进行重要变革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现代大学受德国 19 世纪大学之影响，已不止以知识之“传授”为足，而毋宁以知识之“发展”，即研究学问、探求真理为主要任务。早在 1919 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就指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自科学革命之后，一个广泛而深刻的世俗化运动日渐得势，而在知识分化与专业化下，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以发展学术为宗旨的机构。
而当现代社会在日趋复杂的情形下，“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相对于宗教、道德等，更突显出其地位，并且成为社会各种职业所需要的行动资据。今日的社会确然已是一个以“知识取向”的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观点下，大学乃成为一种主要的“知性投资”（cognitive investment）。社会之发展与这种投资有其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是社会学家柏森斯、贝尔等人以大学为今日社会之“中心结构”的原因。
当然，学术的研究发展，不必限于大学，社会上公立或私立的研究机构也一样可以承担这个任务。但弗莱克斯纳说得好，“成功的研究中心不能代替大学”，大学之别于其他“知识性机构”的特点之一，即在它还是一着重于教学的地方，是一个造育人才的地方。尽管应该培育怎样的人才，因社会之性格不同而有异，但大学之为大学，则必然是老成少壮结合的知识性社会。
怀特海说：“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已成为克尔所说的“综集大学”，大学中有些部门已非专为学生而存在，但在综集大学中学生毕竟仍是极重要的一个组成，而大学最主要的两个功能（教学与研究）中，大学生都扮演了有意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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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长期以来予人一种脱离世俗的“象牙塔”的形象，亦即视大学为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而不理世间事者。近年来，这种形象已经彻底变化。有些极权国家根本不允许或不承认大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而把大学完全纳入政治经济的统制与计划中去，大学在这种情形下，不能说对其社会无贡献，但也只是政治的附属品了。
而有些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大学，为了本身的存在、发展及赢取社会的支持，乃标举“服务”的意念，对社会提供或直接或间接，各式各样的服务；或不加分辨地接受外界的研究委托；或不分轻重地广设训练班式的课程。服务社会原是无可争议的事，但大学过分把眼睛向外看，过分想取悦社会，甚至失去大学内在的价值感，以致“我吃谁的面包，就哼谁的曲调”。其结果，大学把“服务”放在学术之上，变成了广泛性质的“服务站”，走上与“象牙塔”完全相反的途径。美国有些大学更不知不觉与军事、工业成了三位一体，造成了大学的危机。这一现象是 60 年代后期西方大学学生大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有些大学对于“社会服务”已有较深的反省与检讨了。
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台词
大学之为“象牙塔”或“服务站”显然是两个不幸的极端。大学自然不能遗世独立、孤芳自赏，但与社会若能保持一距离，而非隔离，则更能产生一种客观冷静的观照心态，更能有利于纯净的学术研究、真理的探索。从大学的本质与长远的发展看，大学（特别是通过教师）虽然应该以其专有的知识来服务社会，以解决或疏导当前的问题，但它不能太过重视“当前”的问题，或有急功近利的做法。大学为社会之一分子，它与社会间心理上的高门危墙应该拆除，但它必不可在“当前”与“实际的”问题之压力下，放弃或影响到它探求真理、造育人才的“长远”而“根本”的使命（大学教师对社会之责任的分际，非此文所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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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指出，大学不同于其他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发展知识、造育人才。当一个青年进入大学后，他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就是他在做大学生的阶段里，应该以充实学问为主职；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跟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海中进行创造性的航行。在学术的探索中，“知识的诚笃”（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特别重要的德性，“知识的诚笃”是指对知识追求之真诚不欺。这种德性是大学教师与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专业或本位的责任，也可说是作为一个“学人社会”的大学的道德支柱。只有当这种德性充量发挥时，知识的尊严与学术的纯净性才能有力地建立起来，才不会曲学阿世，才能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孤往直前的精神，而学术的火炬才能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从长远的意义上说，是大学、大学生对社会文化可能尽的最大贡献。
电影《无问西东》台词
一个有浓厚道德感的人，他的关怀与自我要求可以远远超过他专业或本位工作的责任以外。就一个大学生来讲，他的本位责任是在知识上做最诚笃的追求与磨炼。他对社会乃至全人类表现其关怀，或更怀抱“人溺己溺”“先忧后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贵情操，自然是值得礼赞与钦敬的。但这些“最终价值”的抉择，是每个人方寸间事，它们可以是个别大学生自己所选择的情操，却不是大学生（作为一群体的范畴）必须承担的十字架，同时也不必是只有大学生才能承担的十字架。
大学时期对一个青年来说，是一个知识的积蓄时期，是一个在“知”上充量用力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流而对人类有大贡献的学府，莫不具有良好的图书设备、实验室和优秀的教师；同时也莫不有一天清地宁的环境以供老少学人思考、想象、冥思以及安详地对话；这就是为了使知性的活动有最充量的效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洛厌恶“大喧闹”，认为是诗的大敌，其实又何尝非学府的大敌？大学的宁静正在给大学生有一“知”的积蓄的佳地。一个在知识上没有做好积蓄的大学生，则他还没有在本位上做好准备，还没有真正可以发挥其能力的时候，事实上，他与未进大学之青年并无大异。在这种情形下，要在“行”上有所表现，则不啻“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他的能力与作用毋宁是有限的。这有点像警察学校、军事学校的学生还未取得必需的专业技能，就去捉盗、打仗。其用心纵或可贵，但效果则必然大打折扣。
当然，在国家社会面临“非常”局面的时候，自应另当别论。譬如抗日期间，十万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那时，危急存亡，不绝如缕，设非卫土抗战，国将不国，何来大学？但那毕竟是“非常”时期，有非常的理由。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何能例外 ? ！事实上，这已不是大学生的责任，而是国民的责任了！
电影《无问西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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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与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激荡的作用。当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发生差距时，大学生是很难加以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是较易采取一不妥协的激烈而绝对的态度的。这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因此，大学生常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局限于学问的追求上，并且觉得“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良心上不安的；也因此，大学生常自觉与不自觉地采取了一个传统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即关心天下事，对天下事一肩承起。这可以看作是大学生的“直接责任观”或“无限责任观”。
的确，在社会分工越细、专业越甚的情形下，传统形态的“知识分子”几乎已经在文化舞台上消失了。而大学生比较上是没有显著的专业认同的，从而也较能对“一般性”的问题敏感而关心。事实上，在许多事例中，大学生基于道德的热情与“无限责任观”，曾直接而立刻地对现实问题加以承担，也的确对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某一程度的净化作用。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以身许国的青年学生“小书虫”
但是，也几乎是世界性的，大学生的热情与“直接责任观”，常不自觉地纠缠在现实的泥淖中。许多国家的大学生的激烈行动，并没有推倒心目中腐败的权力结构，却反而常湮没了大学的理性与道德的声音，甚焉者，有些且被驱入骨岳血渊而不可自拔，卒落为假革命者的祭品。许多大学生的运动常以理性始，而以悲剧终。徐复观先生曾在一文中指出：“今日的大学生，若有志于挽救我们自身的悲剧，应当从自己不扮演悲剧的角色做起。”这句话是很有警惕性的意义的。不是在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要等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而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备地掉进险污的现实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我个人相信，在求学时期的大学生，应尽量积蓄自己的知识，尽量充实自己的智慧。关心与认识社会以及对现实之不合理者提出看法与批判，是应该而自然的，但这不必过早地走出教室、走出图书馆、走出实验室，直接参与，无限承担。基本上，我毋宁是不主张大学生的“直接责任观”与“无限责任观”的。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自是起码的良心，这也是大学的期待、社会的期待，同时，更是自己对社会、对大学培植的应有之义。但若要真正能有贡献，则必须有待知性的磨炼、理性的沉潜，那是在学业告一阶段之后，是在更能判断、更有能力“行动”的时候。许多青年，在大学时，热血沸腾，肩担道德的十字架，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但一旦离开大学，踏入社会，便不只“壮气蒿莱，金剑沉埋”，甚至对时代的问题不闻不问，对社会的是非也患了冷感症，不知不觉了。这才是真正可悲可叹的事。
1979 年 9 月成稿，1983 年 2 月校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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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作为发展知识主要的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机体。大学变得越重要，就越需要对大学之理念与功能进行反思。何谓反思？知识是否一种或一型？大学又是否只是求真，而与美、善无涉？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
本书是作者《大学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学之理念》写“大学之为大学”，出版三十多年来，在华语文化圈内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读者。《再思大学之道》则不只写“大学之为大学”，更是作者四十年来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论述的一个环节，它论述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大学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学术文化之巨变。
原标题：《《奇葩说》杨奇函被骗百万，名校为何盛产精致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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